鼠年新春伊始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危害已经明确显现。有学者估计，仅春节7天假期，全国电影票房损失70亿元，餐饮零售业损失5000亿元，旅游市场损失5000亿元，仅这三个行业直接经济损失就超过1万亿，占2019年一季度GDP21.8万亿的4.6%。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否超过2003年的“非典”？现在判断还为时过早。但可以明确的是，相对于“非典”，此次疫情对经济的打击更加“精准”，事关要害，若应对不当，很可能给新旧动能转换的中国经济带来持续的负面影响，成为疫情最严重的“后遗症”。

2003年的“非典”，发生在中国宏观经济整体向上阶段。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出口四驾马车中，最主要的动能来自出口和出口相关的投资。市场是拉动经济的主要力量。2008年，以4万亿经济激励政策出台为标志，中国经济进入政府刺激为主的时代，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成为经济增长主要的贡献力量。此后，政府拉动经济的弊端不断显露，积累的不平衡演化为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国经济增长的市场动能急需被唤起。而新冠肺炎蔓延的今天，中国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关键时期，这既体现在拉动经济的马车需由出口转向消费，也体现在主要的动能需从政府转向市场。

这次新冠肺炎病毒在春节期间蔓延，对我国消费和服务业影响巨大。服务业是民营经济占比最高的产业，疫情构成了对民营经济最直接、最重大的打击，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疫情可能会决定它们的生死。疫情是暂时的，但如果民营企业因此出现群体性“死亡”，将是对“后疫情时期”中国经济动能的实质性打击，加大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难度。

在目前情况下，政府应审慎研判疫情中的经济政策，切不可陷入“疫情拖累经济，所以应该由政府来更大规模刺激经济”的惯性思维当中。疫情防控耗用了大量财政资源，且中国整体债务水平已超过300%（债务/GDP，250%的国际警戒线），政府直接刺激经济的可持续性和刺激质量都受到质疑。当务之急，是在疫情中最大化保护经济增长的市场动力，保住民营经济，特别是中小微经济。越是严峻的疫情，越应该加快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为“后疫情时期”的经济增长赢得宝贵的市场动力。

机遇总是蕴藏在危险之中。疫情发生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提供了强大的外生压力和动力。

首先，疫情可能帮助地方政府真正跳出“GDP锦标赛”的怪圈，聚焦经济增长质量提升。

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今天，经济增长总量目标越来越多地被作为一个“保民生、保稳定”的底线指标提出。GDP增速不是最终目的，“民生和稳定”才是最终目的。疫情的暴发直接威胁到民生，也迫使地方政府必须施力精准“保民生”。同时，疫情也为社会形成了经济增速会下降的预期，客观上减轻了地方政府“保速度”的压力。中央可适度增加“民生指标”在考核地方政府中的权重，只要保住了“民生”，保住了“稳定”，较低的经济增速就不是真正的问题。

具体而言，一方面，疫情当中和之后的一段时期，地方政府可以直接补贴受疫情影响生活困难的家庭，稳定消费，使消费继续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这是对“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回应，也是中国经济增长应有的正确方向；另一方面，“保民生”就必须保住民营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因为它们贡献了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疫情之下对餐饮、旅游、娱乐、酒店等服务行业需求断崖式的下跌再加之延迟开工的规定，已经让这些企业挣扎在生命线上，政府必须施以及时的救助。疫情暴发期间，苏州、上海、北京等地相继出台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政策建议，从税收、贷款、社保、房租等多方面为企业减负，可谓正当其时，值得期待。同时，政府还可以做好更有利于中小企业成长的生态环境建设。例如，面对疫情催生线上教育的新趋势，政府可统筹考虑搭建针对农民工和中小企业分布的主要产业进行在线培训的平台，并使这一培训机制常态化、持久化，为中小企业提能增效提供帮助。政府还可通过加强数据经营与治理，催生社区零售业、网上快销、在线医疗、移动办公等新业态的产生与发展。

其次，疫情可能帮助金融体系产生“集体行动”的动力，下大力气建设适合民营企业融资的信贷识别体系和风险防控体系，打通民营企业融资渠道。

随着疫情防治工作逐渐稳定，国内各地企业陆续复工，图为复工后的北京北汽延锋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工厂生产线 摄影_ 彭子洋（新华社发）

民营企业贡献了中国经济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和80%以上的城镇就业。但长期以来，在银行贷款余额占比不到25%；2018年1月到2019年11月，民营企业债券市场净融资为负2981亿，同期国有企业债券市场净融资量是38433亿。

民营企业融资能力与贡献度严重不匹配有许多原因，其中重要一点是国有企业和有政府担保的各种项目是金融体系更优的选择，在竞争博弈中，单一的金融机构难有动力去识别民营企业的贷款能力和贷款风险。疫情把大量民营企业推到了生死边缘，也把政府救助民营企业的决心和力度推到了一个新的高点。在苏州市出台的《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十条政策建议》中明确规定，“确保小微企业信贷余额不下降”“确保小微企业融资成本降低”等要求，并发挥政策性银行“国家队”作用，给予商业银行信贷额度支持。面对政策要求，银行体系需转被动完成任务为主动应对形势，用好用足政策，不断提升服务中小微企业的能力，提升中小微企业贷款识别和风险管理能力，特别是以疫情为契机，利用大数据等金融科技手段，提升金融机构对“流动性风险”和“清偿性风险”的识别能力。

如果疫情能推动金融体系的“集体行动”，打破过去以“国有”为核心的竞争博弈格局，提升中小微企业的金融获取能力，这将是疫情留给我们的一笔财富。

疫情对中国经济的短期冲击已经出现，但就像疫情最终会过去一样，短期的冲击也一定会过去。疫情对中国经济带来的中长期影响，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政府的应对。如果我们能迎难而上，在疫情中加快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保护好经济增长的动力，做到“保民生、促投资、重市场、转动能”，就能最大化减少疫情的负面影响，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赢得生机。（作者系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2000年至2002年获德国亚历山大·洪堡奖学金赴德国曼海姆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2008年至2009年获美国富布赖特奖学金赴美国访学，2012年至2016年任中国驻法国使馆教育处一等秘书）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作者：赵静梅